毛皮、蘑菇、东珠为何成为清朝贵族追捧的奢侈品？

穿戴毛皮被认为代表了一种满族式生活的理想型。一直到今天，在许多人的印象中，东北地区依然以穿“貂儿”（东北地区对于皮草的统称）为时尚。而追踪其缘由，显然与清以来的宫廷贵族风尚密不可分。以乾隆皇帝为例，这位以“圣主”自居的君王，用满洲最珍贵的物产丰富着自己：貂皮和水獭皮袍子、口蘑，以及镶嵌着东珠的帽子。

镶嵌有东珠的帽顶。

我们是否可以让清帝国的边疆史呈现出不同的面貌？又应当如何理解清帝国的经济、环境和政治地理？乌梁海人以捕猎毛皮动物为主，满洲地区是人参和珍珠的产地，蒙古人需要蘑菇、“扫雪”（学名叫石貂,也叫白鼬、岩貂）和鱼。清帝国的档案不仅仅关注人和土地，同样注意到了物品。特别是在农业核心区之外，高端商品受到密切关注。

穿在身上的毛皮、盘中的蘑菇，以及冬帽上的珠宝，这些物品的珍贵性，首先源于它们与清朝宫廷的联系。清廷对此类物品的生产活动一直保持着特殊的控制，清朝皇帝通过进贡制度，向满洲和蒙古地区征收毛皮、珍珠、蘑菇、人参等珍稀物产，除物产本身的价值之外，这些物产还代表着其产地所具有的纯真、丰饶、充满生机等象征意义，作为一种永恒的家园，与清朝宫廷有着密切的依存关系，进而对满洲和蒙古地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

在《帝国之裘》一书中，作者谢健把早期现代想象成一个自然与文化截然区分的时代；科学、治国或理性化本身就创造了一种文明。在谢健看来，清帝国与外部世界的密切联系，是以采菇人、毛皮商、扫荡参田的兵丁的面目出现的。

谢健指出，“现代人到处抽干沼泽、砍倒树林、开垦土地。城市拔地而起，荒野后退，人类首次幻想一个遥远而未被打扰的大自然的存在。然而自然的元素比以往更多地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：我们脖子上围着貂皮；街上有马和骆驼；还有鲟鱼、鹿肉、蘑菇和珍珠。这个时代不仅仅见证了自然被浪漫化，也目睹了其商业化：野物手手相传，从帝国边疆运输到帝国中心。居于统治地位的既不是自然也不是文化：这是个用貂皮镶边的世界。”

《帝国之裘：清朝的山珍、禁地以及自然边疆》，作者：（美）谢健，译者：关康，版本：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9年8月

撰文︱（美）谢健（Jonathan Schlesinger）

摘编︱何安安

18 世纪毛皮开始成为汉人精英的时尚标志

“呜呼！神州之陆沉百有余年，而衣冠之制犹存，仿佛于俳优戏剧之间，天若有意于斯焉。”

1780年来到中国的朝鲜饱学之士兼讽刺作家朴趾源（1737年-1805年）吃惊地发现，在中国只有两种人身穿文明人的衣服：朝鲜人和伶人。其他的中国人都像野蛮人一样身穿毛皮。他参加从朝鲜王京到北京向清朝的乾隆帝（1736年-1795年在位）进贡的使团。皇帝本人的衣着似乎就是野蛮人统治的一部分：他不仅自己穿毛皮，还下令其他朝臣一体照办。实际上，当使团结束任务时，乾隆帝将代表大清慷慨好施的礼物貂皮赏给了朴趾源。作为满洲人就得穿毛皮，而到18世纪后期，不仅满洲精英，就连汉人精英也不能免俗。

朴趾源知道，世道已今非昔比：早在清朝入关之前，满洲人和汉人截然有别。他们外表迥异：汉人蓄发；满洲人留辫子。汉人妇女缠足；满洲妇女天足。他们的服饰也不一样：满洲精英穿毛皮；汉人穿丝绸。满洲人穿马靴和有马蹄袖的马褂；汉人精英对这种与骑马有关的时尚不感兴 趣。到一百多年后的 18 世纪，两个族群的外在区别开始消失：从外表已经不容易区分满洲人和汉人了。从某种程度上讲，这种物质文明的变迁说明满洲人已逐渐融入了北京的生活；同时也说明对于汉人而言，毛皮不再是满洲意识的标记，而是辽阔帝国的象征。

其实，剧变产生于 18 世纪：像毛皮这种边疆地区的物产终于成为汉人精英的时尚标志。到 1800 年，外地游客对北京这座城市能够提供的商品感到惊奇：蒙古地区的扫雪皮（marten，一种白鼬的皮）和银鼠皮马褂、口蘑（steppe mushrooms）、满洲地区的东珠。街上还有贩卖野味的商人，男男女女穿着有马蹄袖的衣服，有时候还能看到活的大象、虎和熊。

美丽的长白山位于吉林省东南部。

在明代（1368年-1644年）的汉语中还没有“扫雪”“银鼠”这些词。而到了清朝，这个空白就被鉴赏家、当铺掌柜和朝廷填补上了：对市场的真正了解不光需要新词汇，还得有关于这些商品的意义和产地的故事。假毛皮、秧参和冒牌口蘑充斥街头巷尾，可是消费者想买到真货——来自原始边疆的未被污染的纯天然产品。

日常生活中的物品被视为是时代变迁的标志

我们理所当然地将日常生活中的物品视为时代变迁的标志。技术和设计，当然还有时尚和物质都是时代的象征。不仅物件的外在标示着年代，就连它们的种类和质量也有同样的功能。然而回顾过去，我们也只能得出以下结论：即便排除了最新的技术和时尚，即便缺乏物质财富，我们的生活也不能算是返璞归真。实际上，人类的物质遗产既不是简单的也并非单向的，这一点与我们的书面遗产相比毫不逊色。差异和不均才是常态。

然而从年代的角度看，大体上从16世纪开始，我们生活中物品的数量才有了增加。尤其是在中国这样的商业和生产核心区域。从15世纪末开始，明朝已臻繁盛。彼时消费激增、市场成长、土地紧张，工农业扩展到新的边疆地区。当时中国人生产、消费的物品和同时期西欧人一样多，甚至尤有过之。而和之前的汉族王朝相比，晚明时期的中国人在消费方面有更多的选择，也拥有更多的财富。奢侈品买家能够从整个明帝国和更广阔的范围内获取产品：蒙古草原的羊毛、毡子，西藏的麝香，台湾的鹿皮，日本的白银和朝鲜的人参。1571年之后，明朝与统治今天内蒙古的俺答汗之间建立了和平关系，明与亚洲内陆的贸易节奏因而加快。同一年，随着西班牙殖民马尼拉，这个贸易链还囊括了美洲的产品：墨西哥的白银和波托西（Potosi）银币成为现金和税收的新基础；吸烟如同病毒一般泛滥；农夫开始种植马铃薯、玉米和红辣椒。全球化时代就此拉开帷幕。

推荐阅读：叶紫